体制内的完美人生

  文/江夜雨

  

  1997年冬天,齐齐哈尔。

  张伟从厂办的小学里放学,顺着那条小路,第几百次走进灰色的大门。

  很久之后他回忆那天,依旧有着一点魔幻主义的色彩。机器单调的、巨大的仿佛永远不会停下的轰鸣声消失了,他看到寂静的人群围着那面熟悉的墙壁。那里曾分别出现过爸爸和妈妈的照片,下面有红色的五星标记的字符——先进劳动者。

  那种不安的寂静并没有持续多久,人群开始躁动:“凭什么不让我们干了?!”“要生存,要吃饭!”“和他们闹!”

  他透过暴躁人群的缝隙里看去,红色的纸张贴在玻璃上。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里写着父亲的名字。

  高耸入云的烟囱冒着稀稀拉拉的黑烟,天空开始下雪。

  那年冬天张伟学会了一个新的词汇——“下岗”。如果词语是有重量的,他几乎看到它压弯了父亲的脊梁。

  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。土地既慷慨又吝啬,小时回老家,他见过爷爷奶奶弯腰播种、收割,他们腰永远挺不直,保持着一个轻微的弧度。

  爷爷最得意是将父亲送进了技校,让他成了家族第一个走出农村的人。父亲认识了同样在工厂的母亲,而后结婚,从单身宿舍搬进福利房,当工长,当主任……

  他像这个重工业城市的很多人,以为这会是自己的一生,甚至是儿子、孙辈的一生。

  1998年冬天,父母开始剧烈的争吵。父亲所有的技能都依赖于那条走了无数年的流水线,他就像这个工业城市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,失去了机器,螺丝钉就是一个多余的部件。在这个满是下岗工人的城市里,他找不到所谓体面的工作。

  “别他妈的瞧不起我,”他喝醉时变得格外暴躁,拿着酒瓶指着母亲:“如果不是老子让给你,你能留厂?!”

  张伟并没有小到对家里变化懵懂无知。他能从寡淡的饭菜里发现家庭的财务危机,从逐渐沉默的氛围里体会到父母关系的紧张,但这一切都不如看到父亲骑着三轮车载客来得有冲击。

  他尴尬地站在人群里,喊不出一声揽客的话,张伟的第一反应躲在了人群里。

  永远不能低估中国老百姓令人心酸的忍耐力。很快,父亲习惯了抽劣质的烟,母亲习惯了接裁缝的活儿。那年过春节,他们回到奶奶家,一家人如常地包饺子,他被久违的肉馅儿香撩动咽着口水,父母少见地平和地聊天,直到电视里那个知名的小品演员说:

  “工人要为国家想,我不下岗谁下岗。”

  忽然死一般的寂静。

  

  张伟读大学时离开了那个城市,去了一直向往的首都。穷,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东西,那就像旧旧的球鞋和深刻的不安全感,越是掩饰越是明显。

  他比所有的人都努力,因为知道什么是一夕之间失去所有。

  七年的大学生活足够改变你很多,他足够优秀得拿到奖学金、保研、找到一个漂亮的女友;他学会了收拾自己,消除了本就不太明显的地方口音,学会了和这个城市相处……

  毕业K歌有人戏谑地唱起《重头再来》,屏幕上,成名的歌手在风雨中甩着头发,喝到半醉的他忽然泪流满面。

  他想起父亲在下大雪时出去拉活,一个冬天手上长满了黑红色的冻疮;想起母亲低腰缝纫着低廉的布料,总要挑最偏僻的地方摆摊儿,偶尔碰到熟人就慌不迭地躲开……

  所有对下岗生活诗意的诠释,都是一种无知而高傲的残忍。

  毕业后张伟顺从了父母的心愿,考上所有人艳羡的公务员,拿到一张珍贵的进京名额。不能说他没有想过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,但骨子里他多么需要一份安稳。那就像是热气球上一个针眼,让那些高飞的梦无声地消失在空气中。

  张伟再回去过春节,沉默讷言的父母掩饰不住地高兴,所有人都为他高兴。

  就像他捧着一个金色的不朽的饭碗。

  

  张伟的女友研究生毕业时,那一年就业形势特别差,她没找合适的工作。还好,女友有个伯伯,是一所三流高校的领导,他说考博吧,毕业来我们学校。

  “女孩嘛,当老师多好,能照顾家。”

  于是女友专心考博,延迟了就业时间。在张伟工作的第五年,他们结婚了,依靠单位的政策优惠,他购进了按市场价根本无法企及的海淀区的房子,有地铁直达她的学校和他的办公地点。

  成家,立业,按部就班。她在读书,他去上班,生活平静,毫无波澜。

  虽然很久没有学过新东西,张伟仍然有着固定收入;忘掉了80%的专业知识,仍然可以轻松胜任工作;不用费心去买什么学区房,孩子就能在寸土寸金的海淀区得到一个入学名额。

  他觉得自己该有安全感,但总是隐隐感到不安。

  就像是半夜忽然下坠,睁开眼却发现还躺在床上。

  两家的父母开始催促他们生孩子。“趁着读书时生,生完正好毕业去学校工作。”“再拖下去,就不好生了”……理由是如此不可辩驳,于是他们照做了。

  2015年的春天发生了两件事。妻子怀孕了,她的伯伯因贪腐被抓。

  工作泡汤了,挺着肚子找工作又不现实。“导师让我跟他做博后,”她叹口气:“我先读下去吧。”

  两个月后,一个传了几年的消息尘埃落定:

  北京市政府将迁往通州。

  周围哀鸿遍野。北京这个城市大到残忍,无数人将面临实际上的两地分居。大家抱怨着、打听着,却鲜有人行动。

  张伟人生第一次想跳出围城。然而,在这个经济糟糕的夏天去寻找一份得体的工作,是如此的艰难,年龄、资历、经验,他甚至不知道该在简历上写些什么。

  而有些招聘上更是清楚写道:只要85后、只要90后。

  在第N次失败后,他走在热得发烫的北京街头,却突然想起了在齐齐哈尔漫天大雪中努力蹬三轮的父亲起伏的背影。

  对怕极了动荡的人来说,改变,是一种奢侈。

  稳定,又一次压倒了一切。可问题依然存在:要么张伟每天花4小时通勤、行程140公里,要么让举家搬来通州,妻子在东边再谋职业。

  而拥有博士学位的妻子,不想在通州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。仿佛是一种讽刺,君在永定头,妾在西山尾,住在一个城市的他们,却面临着一种“双城”生活。

  他和她无数次争吵,直到发现争吵并没有意义。于是决定等,等着靴子真正落地。

  很奇怪,曾经在报告里无数次写过战略、思路、优势,写过狠抓、落地、执行,但张伟忽然明白了,谁才是承受这些东西的客体。

  进入体制是一场公平的交易。它赋予你所谓的安稳,用看得见的身份来抹掉棱角,用看不见的文化来改造灵魂,让你习惯平静和中庸,最终换来无法反抗的服从。

  温水煮青蛙,最大的诱惑在于那种舒坦的温暖,让人不用去面对世界的冰冷和颠簸。

  等到快要煮熟时,哪里还跳的动呢?

  张伟今年32岁,有一份得体的工作,妻子快博士毕业了,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。

  这是他的,完美人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