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秋雨:酒公墓

  一年前,我受死者生前之托,破天荒第一次写了一幅墓碑,碑文曰“酒公张先生之墓”。写毕,卷好,郑重地寄到家乡。

  这个墓碑好生奇怪。为何称为“酒公”,为何避其名号,为何专托我写,须从头说起。

  酒公张先生,与世纪同龄。其生涯的起点,是四明山余脉鱼背岭上的一个地名:状元坟。相传宋代此地出过一位姓张的状元,正是张先生的祖先,状元死后葬于家乡,鱼背岭因此沾染光泽,张姓家族更是津津乐道。但是,到张先生祖父的一代,全村已找不到一个识字人。

  张先生的祖母是一位贤淑的寡妇,整日整夜纺纱织布,积下一些钱来,硬要儿子张老先生翻过两个山头去读一家私塾,说要不就对不起状元坟。张老先生十分刻苦,读书读得很成样子,成年后闯荡到上海学生意,竟然十分发达,村中乡亲全以羡慕的目光看着张家的中兴。

  张老先生钱财虽多,却始终记着自己是状元的后代,愧恨自己学业的中断。他把全部气力都花在儿子身上,于是,他的独生儿子,我们的主角张先生读完了中学,又到美国留学。在美国,他读到了胡适之先生用英文写的论先秦逻辑学的博士论文,决定也去攻读逻辑。但他的主旨与胡适之先生并不相同,只觉得中国人思绪太过随意,该用逻辑来理一理。留学生中大家都戏称他为“逻辑救国论者”。20年代末,张先生学成回国,在上海一家师范学校任教。那时,美国留学生已不如胡适之先生回国时那样珍贵。师范校长客气地听完了他关于开设逻辑课的重要性的长篇论述后,莞尔一笑,只说了一句:“张先生,敝校只有一个英文教师的空位。”张先生木然半晌,终于接受了英语教席。

  他开始与上海文化圈结交,当然,仍然三句不离逻辑。人们知道他是美国留学生,都主动地靠近过来寒暄,而一听到讲逻辑,很快就表情木然,飘飘离去。在一次文人雅集中,一位年长文士询及他的“胜业”,他早已变得毫无自信,讷讷地说了逻辑。文士沉吟片刻,慈爱地说:“是啊是啊,收罗纂辑之学,为一切学问之根基!”旁边一位年轻一点的立即纠正:“老伯,您听差了,他说的是巡逻的逻,不是收罗的罗!”并转过脸来问张先生:“是否已经到巡捕房供职?”张先生一愕,随即明白,他理解的“逻辑”是“巡逻侦缉”。从此,张先生再也不敢说逻辑。

  但是,张先生终于在雅集中红了起来,原因是有人打听到他是状元的后代。人们热心地追询他的世谱,还纷纷请他书写扇面。张先生受不住先前那番寂寞,也就高兴起来,买了一些碑帖,练毛笔字。不单单为写扇面,而是为了像状元的后代。衣服也换了,改穿长衫。课程也换了,改教国文。他懂逻辑,因此,告别逻辑,才合乎逻辑。

  1930年,张先生的父亲去世。遗嘱要求葬故乡状元坟,张先生扶柩回乡。

  坟做得很有气派,整个葬仪也慷慨花钱,四乡传为盛事,观者如堵。此事刮到当地青帮头目陈矮子耳中,他正愁没有机会张扬自己的声势,便带着一大帮人到葬仪中寻衅。

  那天,无数乡人看到一位文弱书生与一群强人的对峙。对他们来说,两方面都是别一世界的人,插不上嘴,也不愿插嘴,只是饶有兴味地呆看。陈矮子质问张先生是否知道这是谁的地盘,如此筑坟,为何不来禀告一声。张先生解释了自家与状元坟的关系,又说自己出外多年,不知本地规矩。他顺便说明自己是美国留学生,想借以稍稍镇一镇这帮强人。

  陈矮子得知了张先生的身份,又摸清了他在官府没有背景,便朗声大笑,转过脸来对乡人宣告:“河西袁麻子的魁武帮弄了一个中学生做师爷,神气活现,我今天正式聘请这位状元后代。美国留学生做师爷,让袁麻子气一气!”说毕,又命令手下随从一齐跪在张老先生的新坟前磕三个响头,便挟持着张先生扬长而去。

  这天张先生穿一身麻料孝衣,在两个强人的手臂间挣扎呼号。已经拉到很远了,还回过头来,满脸眼泪,看了看山头的两宗坟莹。状元坟实在只是黄土一杯,紧挨着的张老先生的坟新石坚致,供品丰盛。

  张先生在陈矮子手下做了些什么,至今还是一个谜。据说,从此之后,这个帮会贴出的文告、往来的函件,都有一笔秀挺的书法。为了这,气得袁麻子把自己的师爷杀了。

  又据说,张先生在帮会中酒量大增,猜拳的本事,无人能敌。

  张先生逃过三次,都被抓回。陈矮子为了面子,未加惩处。但当张先生第四次出逃被抓回后,终于被打成残疾,逐出了帮会。乡人说,陈矮子最讲义气,未将张先生处死。

  张先生从此失踪。多少年后,几个亲戚才打听到,他到了上海,破着腿,不愿再找职业,不愿再见旁人,躲在家里做寓公。父亲的那点遗产,渐渐坐吃山空。

  直到1949年,陈矮子被镇压,张先生才回到家乡。他艰难地到山上拔净了坟头的荒草,然后到乡政府要求工作。乡政府说:“你来得正好,不忙找工作,先把陈矮子帮会的案子弄弄清楚。”这一弄就弄了几年,而且越弄越不清楚。他的生活,靠帮乡人写婚丧对联、墓碑、店招、标语维持。1957年,有一天他喝酒喝得晕晕乎乎,在给乡政府写标语时把“东风压倒西风”写成了“西风压倒东风”。被质问时还轻描淡写地说只是受了当天天气预报的影响。此地正缺右派名额,理所当然把他补上了。

  本来,右派的头衔对他倒也无啥,他反正原来就是那副朽木架子。只是一个月前,他刚刚与一个比他年长8岁的农村寡妇结婚,女人发觉他成了双料坏人,怕连累前夫留下的孩子,立即离他而去。

  四年后,他右派的帽子摘了。理由是他已经改恶从善。实际上,是出于县立中学校长对政府的请求。摘帽没几天,县立中学聘请他去担任英语代课教师。县中本不设英语课,这年高考要加试外语,校长急了,要为毕业班临时突击补课。问遍全县上下,只有张先生一人懂英语。

  他一生没有这么兴奋过。央请隔壁大娘为他整治出一套干净适体的服装,立即翻山越岭,向县城赶去。

  对一群乡村孩子,要在五个月内从字母开始,突击补课到应付高考水平,实在艰难。但是,无论别人还是他,都极有信心,理由很简单,他是美国留学生。县中里学历最高的教师,也只是中师毕业。

  开头一切还算顺利,到第四个星期却出了问题。那天,课文中有一句We all love Chairman Mao,他围绕着常用词love,补充了一些解释。他讲解道,这个词最普通的含义,乃是爱情。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例句:爱是人的生命

  当他兴致勃勃地从黑板上回过身来,整个课堂的气氛变得十分怪异。女学生全都红脸低头,几个男学生扭歪了脸,傻看着他发愕。突然,不知哪个学生先笑出声来,随即全班爆发出无法遏止的笑声。张先生惊恐地再看了一下黑板,检查有没有写错了字,随即又摸了摸头,持了捋衣服,看自己在哪里出了洋相。笑声更响了,40几张年轻的嘴全都张开着,抖动着,笑着他,笑着黑板,笑着爱,震耳欲聋。这天的课无法讲完了,第二天他刚刚走进教室,笑声又起,他在讲台上呆站了几分钟就出来了,来到校长办公室,声称自己身体不好,要回乡休息。

  这一年,整个县中没有一人能考上大学。

  张先生回家后立即脱下了那身干净服装,塞在箱角。想了一想,端出砚台,重新以写字为生。四乡的人们觉得他命运不好,不再请他写结婚对联,他唯一可写的,只是墓碑。

  据风水先生说,鱼背岭是一个极好的丧葬之地,于是,整座山岭都被坟墓簇拥。坟墓中有一大半墓碑出自张先生的手笔。他的字,以柳公权为骨,以苏东坡为肌,遒劲而丰润,端庄而活泼,十分惹目。外地客人来到此山,常常会把湖光山色忘了,把茂树野花忘了,把溪涧飞瀑忘了,只观赏这一座座墓碑。死者与死者家属大多不懂此道,但都耳闻张先生字好,希望用这样的好字把自己的姓名写一遍,铭之于石,传之不朽。

  乡间丧事是很舍得花钱的,张先生写墓碑的报酬足以供他日常生活之费。他好喝酒,喝了两斤黄酒之后执笔,字迹更见飞动,因此,乡间请他写墓碑,从不忘了带酒,另备酒肴三五碟。通常,乡人进屋后,总是先把酒肴在桌上整治妥当,让张先生慢悠悠喝着,同时请一年轻人在旁边磨墨,张先生是不愿用墨汁书写的。待到喝得满脸酡红,笑眯眯地站起身来,也不试笔,只是握笔凝神片刻,然后一挥而就。

  乡人带来的酒,每次都在5斤以上,可供张先生喝几天。附近几家酿酒作坊,知道张先生品酒在行,经常邀他去品定各种酒的等次,后来竟把他的评语,作为互相竞争的标准,因此都尽力来讨好他。酒坛,排满了他陋室的墙角。大家嫌“张先生”的称呼过于板正,都叫他酒公,他也乐意。一家作坊甚至把他评价最高的那种酒定名为酒公酒,方圆数十里都有名气。

  前年深秋,我回家乡游玩,被满山漂亮的书法惊呆。了解了张先生的身世后,我又一次上山在墓碑间徘徊。我想,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逻辑救国论者,是用一种最潦倒、最别致的方式,让生命占据了一座小山。他平生未能用自己的学问征服过任何一个人,只能用一支毛笔,在中国传之千年的毛笔,把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慰抚一番。可怜被他慰抚的人,既不懂逻辑,也不懂书法,于是,连墓碑上的书法,也无限寂寞。谁能反过来慰抚这种寂寞呢?只有那一排排灰褐色的酒坛。

  在美国,在上海,张先生都日思夜想过这座故乡的山,祖先的山。没想到,他一生履历的终结,是越来越多的墓碑。人总要死,墓很难坍,长此以往,家乡的天地将会多么可怕!我相信,这位长于推理的逻辑学家曾一次次对笔惊恐,他在笔墨酣畅地描画的,是一个何等样的世界!

  偶尔,张先生也到酿酒作坊翻翻报纸。八年前,他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散文,题为《笑的忏悔》。起初只觉题目奇特,一读下去,他不禁心跳剧烈。

  这篇文章出自一位在省城工作的中年人的手笔。文章是一封写给中学同班同学的公开信,作者询问老同学们是否都有同感:当自己品尝过了爱的甜苦,经历过了人生的波澜,现在正与孩子一起苦记着外语单词的时候,都会为一次愚蠢透顶的傻笑深深羞愧?

  张先生那天离开酿酒作坊时的表情,使作坊工人非常奇怪。两天后,他找到乡村小学的负责人,要求讲点课,不要报酬。

  他实在是命运险恶。才教课三个月,一次台风,把陈旧的校舍吹坍。那天他正在上课,拐着腿拉出了几个学生,自已被压在下面,从此,他的下肢完全瘫痪,手也不能写字了。

  我见到他时他正静卧在床。我们的谈话从逻辑开始,我刚刚讲了几句金岳霖先生的逻辑思想,他就抖抖索索地把我的手紧紧拉住。他说自己将不久人世,如有可能,在他死后为他的坟墓写一方小字碑文;如没有可能,就写一幅“酒公张先生之墓”。绝不能把名字写上,因为他深感自己一生,愧对祖宗,也愧对美国、上海的师友亲朋。这个名字本身,就成了一种天大的嘲滤。

  我问他小字碑文该如何写,他神情严肃地斟酌吟哦了一番,慢吞吞地口述起来:

  酒公张先生,不知籍贯,不知名(www.lizhi.com)号,亦不知其祖宗世谱,只知其身后无嗣,孑然一人。少习西学,长而废弃,颠沛流荡,投靠无门。一身弱骨,或踟蹰于文士雅集,或颤慑于强人恶手,或惊恐于新世问诘,或惶愧于。幼者哄笑,栖栖遑遑,了无定夺。释儒道皆无深缘,真善美尽数失落,终以浊酒、败墨、残肢、墓碑、编织老境。一生无甚德守,亦无甚恶行,耄年回首,每叹枉掷如许粟麦菜蔬,徒费孜孜攻读、矻矻苦吟。呜呼!故国神州,等莘学子,愿如此潦倒颓败者,唯张先生一人。

  述毕,老泪纵横。我当时就说,如此悲凉的文词,我是不愿意书写的。

  张先生终于跛着腿,走完了他的旅程。现在,我书写的七宁墓碑,正树立在状元坟,树立在层层墓碑的包围之中。他的四周,全是他恣肆的笔墨。他竭力讳避家族世谱,但三个坟,状元、张老先生和他的,安然并列,连成一线,像是默默地作着他曾热衷过的逻辑证明。不管怎么说,这也算给故乡的山,添了小小一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