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走到哪儿,哪儿就是你的路

  文/闫红

  高考季,各种奇葩新闻满天飞,考生家长和广场舞大妈两支最强悍队伍展开较量;考场旁边的钟点房要价两千一晚上;因为电梯噪音影响考生休息,家长要求15层高楼住户全部拾级而上;某县城,考生家长对着佛像一步一叩头,烧天价香……

  从这些轰轰烈烈的新闻里,我看到的是两个字:恐惧,我从没有经历过这种恐惧,在离它一步之遥时,我逃开了。

  起初,是物理课上和老师的一个小小龃龉,下课时我做出了重大决定,退学。这是1994年初,我读高二。表面上看,我是负气离开,但我始终都明白,课堂上的这个小风波,不过是将长久的困惑推向紧要关头。

  从进入高中起,我都不太清楚我坐在这里干什么,以我当时偏科的程度,不大可能考上像样的大学。接下来的情况可以推想;煎熬上一年半之后,拿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成绩,再靠家人想方设法,进入某个末流大学读个大专,出来,再继续混惨白的人生。

  明明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去做嘛,阅读、写作、去乡间了解风土人情、打听家族往事的细枝末节。我当时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,早想好了要当个作家,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随波逐流?

  第二天,我没有去上学,背着书包去郊外溜达,去某大学的阅览室看书。记不得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,好像也没太久。当小城飘起了第一场雪,道路变得泥泞,我厌倦了那种东躲西藏的日子,心一横,对我爸说出了真相。

  我爸的反应应该不太严重,否则我不会这么没印象。他劝了我一下,但我强调现在的情况,不宜再回学校。他思索了一下说:也好,你就在家里写作吧。老爸工资一个月五百多元,还有稿费,还可以帮人打印材料挣点钱,再养活你20年也没有问题。

  但是,我爸说,你还小,在家写作不现实,还是应该去学校学习。要是觉得中学课程没有意思,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大学旁听。听说有些大学开设了作家班,我托人打听一下。

  我于是先去了看书的那所大学旁听,搬个桌子就进了历史系的教室。同学弄不清我什么来头,也不问,只是有次我说起害怕蠕虫,同桌那个男孩说,我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你害怕的呢。我和他接触不多,我在他心中如此勇敢,大约与贸然出现有关。

  如是过了大半年,有天我爸下班时,带回一个信封,里面是复旦大学作家班的招生函,我爸说,他已经联系过了,可以入学。我们这两天就出发吧。

  我们是在第三天出的门,那是我一生里坐过的,不,站过的最拥挤的火车,甚至不能将整个脚掌着地,更要命的是,随时会有售货员推着小车穿行而过,两边的人压缩再压缩,有人就踩着椅子旁边某个可以搭脚地方,悬空而立,售货员倒愤怒起来:“那里怎么可以踩?你看你像只蝙蝠。”

  天亮时我们下了火车,坐公交车来到复旦大学,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。我爸带我来到宿舍,帮我安置了一下,便匆匆离开,奶奶身体不好,他当晚就要赶回。

  那晚,对着窗外的风,我哭了。一方面是对在火车上受罪的父亲的愧疚;另一方面,是对于像夜色一样深不可测的未来的恐惧。在家乡小城时,我可以认为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,只是个预备状态,现在,人生正式启动,我要赤手空拳打出天地,于穷途中开一条道路,我没有信心一定能做到。

  寝室里住了6个女生,有学英语的,有学计算机的,还有两个作家班的同学,都是文化局和作协的在职人员。每个人都像蚂蚁,目标明确地忙着自己的事,我因此看上去非常奇怪,很少会有人真的将自己当作家来培养。

  我去听作家班的课,也去听中文系其他班级的课。与小城那所高校不同,复旦大学老师开课非常自由,愿意讲《论语》就讲《论语》,愿意讲老庄就讲老庄,还有世纪初文学、魏晋文学等特别门类。想想看,我可以站在一长排的课程表前,按照自己的喜好,制订我的特色菜单,这是多么奢华的一件事。

  但人毕竟是复杂的动物,在这种如鱼得水的学习之外,还有一件事,占用了我一半的精力,那就是恐惧。虽然我当时已经开始发表文章,但这些零零散散的小散文,不能让我看上去像个作家。在当时,还没听说谁靠在家写散文吃上饭,我爸是说可以养活我20年,但我不能容忍自己落到那步田地。

  许多中午,下课归来,阳光还没有化开,混混沌沌地飘在前面的路上。旁边,一家面包店刚刚开炉,香气炸开,蓬勃似有隐形的蘑菇云,这些统统让我茫然。我在思考那个终极问题:我,向何处去。心里瞬间就像被虫噬一样变得斑驳起来。

  结束了两年的作家班学习,回到小城,这问题真切地逼到我眼前。我不是学成归来,没有锦衣可以堂皇地还乡,我只是多发了几篇文章,而这些,不足以让我在小城里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。

  我多次写过那种惶恐,很多夜晚,我睡不着,直到听见鸡叫,是另外一种心惊,我觉得我像一个女鬼,在光天化日下无法存身。但同时仍然在写着,投向各个报纸杂志,上帝保佑,这些虽然不足以让我在小城找到工作,却让我来到省城,顺利地考入某家新创办的报纸,做了副刊编辑。